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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希明古诗词鉴赏

longhaowen2022-11-29 13:47:11古诗词18

1.王希明：古诗词鉴赏有没有标准答案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谈到古诗词，很多人会思考一个问题：古诗词鉴赏有没有标准答案？在笔者看来，确定的特别是知识性的问题，自然有标准答案。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古诗词的内蕴是否具有确定性，所引起的审美接受的过程及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虽然，个体由诗歌文本而起的想象，只能从个体的生活经验以及文化积淀中来，接受者的审美趣味不同，审美经验也不同，生活的经历具有个体性，所以诗歌鉴赏必然具有极强的个体性。

但是，有些古诗词内容确定，情感是类型化的，故此其意蕴还是具有相对确定的特点。比如，辛弃疾的一些反映报国无门之情的词。

这类诗词，不管鉴赏者是谁，可以都会引起唤起类似的情感。这些诗词的鉴赏，大致来讲，是可以有标准答案的。

但是对更多的古诗词来说，情况却非如此。一则，有的文本天然具有模糊性。

比如李商隐的《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作者要表达的情境也许是确定的，传达的情绪也是确定的。但是，呈现在读者前的文本非常模糊，情感通过比兴象征来传达，读者只能大致感觉其中情绪的流淌，而无法真正具体落实。

这样的诗，是无法给出标准解读的。所以，金元之际的诗人元好问要感叹“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对于这一类的诗词，在意蕴方面，要寻求确定的答案，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多是在知识性的比如典故，技术性的比如手法的层面提出问题，来寻求确定的答案。

古诗词作为高度凝练的语言材料，其中含有大量的省略，有“言不尽意”之处。而汉语语法相对自由，比较起词形有变化（比如因过去时将来时等时态而不同）的语言，汉语缺乏词形的变化。

语言的特点增加了诗歌的多义性，使多种解读可以并存。比如，通行本《诗经》的第一篇《关雎》，最后“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到底是既定事实，还是主人公“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之际的幻想，还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仅仅是黄粱一梦，其实是无法断定的。

这种诗译成有词形变化的语言，就会被迫挑选其中一种。比如这一句，英国著名汉学家Arthur Waley译为“Shy is this noble lady/With gongs and drums we will gladden her.”，这是将来时，结果未卜；而学者辜正坤则译为“The lovely girl is slenderly tall/With bells and drums he wins her after all”，宣称男主角最终赢得了淑女的芳心。

这种诗如果保留其解读的多种可能性，则可以大大增加阅读乐趣。如唐代诗人皇甫松的《采莲子》：“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末二句的主语省略，根本无从判断是谁抛莲子，也无法判断要被人知的“人”是谁。

发挥想象，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几种情形：（采莲少女）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被她看的少年）知半日羞。（采莲少女）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采莲的其他女子）知半日羞。

（采莲少女）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路边经过的行人）知半日羞。（采莲少女的同伴）无端隔水抛莲子，（少女发现自己）遥被人（自己同伴）知（自己贪看少年）半日羞。

（采莲少女的同伴）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少年）知半日羞。事实上，不管采取哪种作为标准答案，都是对这首诗趣味和美感的一种戕害。

可能有人觉得，因为古今时移世易，不管物质层面的还是文化层面的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才导致我们对古诗词的误读，古诗词在古代应该是可以找出准确的“标准解读”的。实际上，标准答案可能压根就不曾存在过。

相当一部分诗，不但有多种解法，而最为时人接受的解读方式也往往是不断变化的。还以《关雎》为例。

这首诗，汉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毛诗序》“后妃之德”说，具体讲是贤德不妒，后世孔颖达《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等无不赞同。此外还有《毛诗正义》后妃“思得贤才之人与之共事”之说等等。

明清以来，学者多另倡新说，如崔述《读风偶识》认定此诗是写“君子自求良配”。对于这些说法，现当代学者多不信服，纷纷认定这是一首恋歌。

像余冠英广为流传的《诗经选》中就判定此诗是写男女恋情。这样的一首诗，如果要提供标准答案，出题者是要提供古时最权威的“后妃之德”说呢，还是提供如今的恋情说？如果说符合本意才是标准答案，放在《诗经》的解读史中考察，后者未必就比前者更符合作者本意。

更深一层说，甚至连那些明显的误读都未必没有价值。20世纪有的文学批评流派，比如英美新批评就专注于文本的语义分析，认为作品可以独立自足。

照此说来，哪怕是不符合作者本义，只要是文本可以衍生出这种解释，就可以认可。而我们本民族文学批评史上，不但有“诗无达诂”的说法，甚至还有着悠久的“误读”传统。

春秋时期赋诗言志，采用的方法便是《左传》中所言“赋诗断章，余取所求”，孤立地抽取《诗经》中的一章甚至几句或一句，来结合眼前情境，并不管本义如何。比如《左传》襄公八年晋范宣子想要联合鲁共讨郑国，就赋《摽有梅》，此诗原义是女子盼望男子及时求婚，这里却。

2.《简吴郎司法》的诗歌鉴赏

此诗当为公元767年（唐代宗大历二年）作于夔州（今重庆奉节），当时杜甫56岁。“简”是信件，这一首诗也是一封信。吴郎，即吴南卿，是来自忠州的一位“司法”（州政府的军事参谋），是杜甫的晚辈姻亲，暂住夔州，与杜甫关系很好。杜甫在夔州有两处住宅，一处是靠近市区的瀼西草堂，一处是在东屯农庄的茅屋。

平时他居住在瀼西草堂，当时是秋天，杜甫负责管理一百顷公田，为了更好地履行职责，杜甫搬到了位于白帝城东十余里的东屯。搬家后，将瀼西草堂借让给吴郎住（有《自瀼西荆扉且移东屯茅屋四首》记其事）。仇兆鳌注：“此章为吴郎借居而作也。乘舸而至，遣骑往迎，见宾主之情。昔藉疏豁，今停宴游，以借居故也。五六，疏豁之景。七八，迁居后事。”整首诗记述的是吴郎到来前后的情事。

3.语文古诗词鉴赏：蒲生行,谢眺

这是一首用乐府题写的咏物诗。诗所咏之蒲，为生长在我国南方水边的草本植物，叶扁长而尖，可用来编扇织席。

全诗共十句。前六句写蒲的身世。“蒲生广湖边，托身洪波侧。”二句写蒲的出生地——“广湖边”、“洪波侧”。其湖因水广故波浪洪大。在这样的大水大浪中生长出来，是多么艰险啊！所以，蒲对它的出生地毫无感情，它从不把它的出生地看作是它的可爱的家乡，是它的安身立命之所，而只苟求借此“托身”而已。确是心中无限伤心苦，尽在“托身”一语中。“春露惠我泽，秋霜缛我色”，写蒲的成长。前句写蒙恩，后句写受祸。春露的降临，它也分享到一点恩惠，展现了自己的活力。但这恩惠稍驻即逝。秋日一到，可怕的严霜，把那表现自己生命的翠色一扫而尽，使之变得憔悴黄萎。它的生机已被摧残殆尽。但是，这还不是它苦难的终结。更有那无情的狂风恶浪，乘蒲之危，把蒲连根带叶从水下拔起，使之生命悬空，漂泊沉浮，无从着落。“根叶从风浪，常恐不永植”。环境的险恶，生命的垂危，并未使它产生了此残生之念，而还是顽强地要活下去。“常恐不永植”，正是为了争取“永植”下去。这为末二句暗设伏笔。

古人对社会上出现和存在的不合理现象，无法克服、无法解释时，就认为这是由不可捉摸的命运所决定的。南朝诗人鲍照也说：“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拟行路难》）。蒲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环境，也曾尽过自己的“智”和“力”，但它得到的报答总是那样的不合理，不公平。于是它只好承认：“摄生各有命，岂云智与力”。“摄生”在此是生活的意思。“各”与末句“尔”相呼应，提示了这不合理、不公平现象的另一方面，即与苦难生涯相反的一方。

末二句“安得游云上，与尔同羽翼。”从宿命中突兀振起，提出了自己的理想，希望能与不受风浪冲击，不受冰霜摧残，能自由翱翔长空的“尔”——飞鸟一起。无忧无愁地共享这大自然的乐趣。它既认为，身世的幸与不幸，是由命运所操纵的，同时，它又不甘心听任命运的摆布，而要摆脱这不幸命运对它的残害，与幸运者共享快乐。然而，这毕竟是理想，是希望，而眼下的现实是正“常恐不永植”呢。人生的理想与希望，其情况与结果是多样的。一般地说，想要锦上添花，最有可能实现；等待雪中送炭，已是相当困难；企望在绝境中出现奇迹，差不多只是梦想了。这种注定失望的希望，最为令人痛惋。“安得”二句所提，正是这最后一种希望。

此诗乍读时，觉得字字句句在咏蒲，细味后，便觉字字句句在写人。关于咏物诗，古人有体物之妙说。所谓体物之妙，就是咏物诗要不即不离，不离于物，又不太粘着物上。《蒲生行》可算得是“体物之妙”的佳作了。

原文：

《蒲生行》

年代：南北朝作者：谢朓

蒲生广湖边。

托身洪波侧。

春露惠我泽。

秋霜缛我色。

根叶从风浪。

常恐不永植。

摄生各有命。

岂云智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