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词讲究什么

1. 中国诗词讲究什么和什么

诗歌的韵律。

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近体诗）对于用韵要求很严格，诸如押韵位置、韵部划分、可否换韵等等，都有具体的规定。除此之外，诗坛上还有通用的术语，掌握这些术语，将给阅读古典诗歌、了解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带来方便。

唐代是一个以诗取士的朝代，由于科举考验时，要求应试者用规定的韵脚作作赋和试帖诗等，逐渐形成了限韵赋诗的风气。限韵，亦即用某个指定的韵部中的字，甚或几个指定的的字为韵脚来作诗。

为了便于理解，可看《红楼梦》第三十七回一段生动的描述。在这种雅集吟诗的时候，诗人们还常常采取拈阄分韵的办法，让各人用不同的韵来咏同一事或同一物。

如杜甫《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一诗，是杜甫由梓州往往阆州之前，与梓州刺史章彝（时兼侍御史留后东川）等分韵的赋诗话别时代所作。他分得“柳”字，“柳”属上声“有”韵，故全诗三十六句的十八个韵脚全部选用“有”韵中的字，“柳”字当然是必用的。

分韵时备选的字往往是拆开一句现成的话和诗句，如苏轼元丰二年在湖州与王适、王遹兄弟及儿子苏迈绕城观荷花，登岘山亭，晚上入飞英寺分韵作诗，东波分得“月”、“明”、“星”、“稀”四字，他便分别用这四字所在的那四个韵部的字作了四首诗，而“月明星稀”正是曹操《短歌行》中的诗句。诗歌起源的时候便与音乐有较密切的关系，如《诗·郑风·萚兮》中就有“倡予和女”的说法。

倡，本又作唱，“倡予和女”也就是“我唱起来你就相和”的意思。后世便把以诗相酬答称作“唱和”或“倡和”。

和诗分限定和韵和不限定和韵两种，唐人在这方面大都没有严格的规定，和诗之人可以用原韵，也可以不用，悉听自便。如杜枚《登池州九峰寄张祜》一诗：百感衷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

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即休？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候！用的是下平声“尤”韵。而张祜的《和池州社员外题九峰楼》诗：秋城高柳啼晚鸦，风帘半钩清露华。

九峰丛翠宿危槛，一夜孤光悬冷沙。出岸远晖帆断续，入溪寒影雁差斜。

杜陵春日归应早，莫厌青山谢眺家。用的却是“麻”韵。

又如皮日休用“虞”韵写了首《春夕》：四弦才罢醉蛮奴，蓝沸空间酃醁馀香在翠炉。蓝沸空间 夜半醒来红蜡短，一枝寒泪作珊瑚。

蓝沸空间陆龟蒙《和袭美春夕酒醒》：几年无事傍江湖，醉倒黄公旧酒垆。蓝沸空间觉后不知明月上，满身花影情人扶。

蓝沸空间也用了“虞”韵。唐人和韵，一般不在诗题中标明。

（韵，指的是韵母）。

2. 中国古诗词最注重哪些

一诗与画 诗词是讲究意境的，讲究的是意境美。

我们常说：“诗情画意”，诗就与画产生了关系。宋代苏轼对唐代诗人王维的诗画的评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书摩诘兰田烟雨图》），这里涉及到诗与画的分界和交互渗透问题。某些山水诗和风景画，都是以自然客体为对象，但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效果并不一致。

就观赏者角度来说，它却有某种相通的地方，那就是某些描绘自然客体的诗篇，在观赏者角度的接受过程中，往往还原为具体形象的画面。这种共通性，亦就是“诗中有画”的基本意思。

诗与画的关系在我宋朝就有这样的故事，宋代的皇帝如徽宗赵佶、高宗赵构都是爱好绘画并且竭力提倡绘画的。宋代建立皇家画院，名曰翰林图画院，设有待诏、祗侯、艺学、学生等职称。

画院大集天下名手数百人，并且开科举，用古诗句作考题，招考画家。画院出的题目是韦应物著名的山水诗《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但只取最后一句“野渡无人舟自横”。

应考的人，有的画空船靠岸，有的画野鹭伫立在船头，有的画乌鸦停在船篷上，表示船上无人。然而这只是图解式的，缺少含蓄没有诗意。

有一幅着意很妙，小舟自横，一个船夫盘着双腿，坐在船尾，原来无人过渡，他一人笃悠悠，闲情自在，独吹横笛，似闻笛音清亮，很有诗情画意。这幅画便中选为第一名。

还有一个例子，命题作画：“踏花归去马蹄香”。考场上安静极了，应考者都在认真思索。

有的认为诗句的重点在“踏花”二字。于是就画了一些花瓣，让一青年骑着马在花瓣上行走。

他想这不正是踏花么？表现了那春游之后的愉快心情。有的在分析之后，觉得重点是在“马”上。

踏花也好，归去也好，马蹄也好，都离不开“马”。于是就精心地画了一匹骏马，一青年骑在马上从花丛中疾驰，显得很有气势。

也有的人琢磨“马蹄”应是重点，因此在画纸上突出那腾空的马蹄，并在“马蹄”旁画着纷飞的花瓣。他想花瓣都被扬了起来，马蹄还不会“香”么！在众多的应考者中，只有一位画得很特别，名叫李唐。

他的画卷上根本没画花瓣。他画的是：夕阳西下之时，一位英俊少年骑在一匹骏马上。

马在奔腾着，马蹄高高扬起，一群蝴蝶紧紧地追逐着，在马蹄的周围飞舞。李唐交卷后，考官一张张评选。

当他看到那张蝴蝶纷飞的画卷时，就会心地笑了。这张画被评为最佳。

为什么最佳呢？考官作了一番评说，应考者也都非常佩服。这考生的成功，关键在于他仔细地分析了题目，全面领会了诗句的含义，并找到了体现题意的巧妙方法。

因此在诗词教学中，由诗入画的启发非常重要，再由画来解读诗，欣赏诗，感悟诗。 二、内与外 《毛诗序》里说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志”也就是“心”。黄厚江老师也谈到了诗词内与外的关系，我想这个“内”就是诗词的“质”，就是所谓的思想内容，也是诗人的心，诗人的内心世界，诗人通过诗来言志。

如孟郊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这首诗是孟郊四十六岁进士考试及第后所作的。这次考试他高中第三名――探花。

唐朝惯例，进士考试揭榜后，皇帝将于曲江池宴请新进士，新进士都要戴花，于是，探访长安城此时何处有花就成了第三名的光荣任务――故名其为探花。诗就是写这一事情的。

十年寒窗，新中进士，苦尽甘来，打马于长安城中探访鲜花，其高兴与荣耀自不消说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句，正生动地表现了这一情景，我们抓住这句诗后，就能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

因此，我们在诗词教学中，要由内到外，才能走进诗人的心灵世界。 三、深与浅 黄厚江老师又谈到深与浅的问题，在诗词教学中，要做到深入浅出。

这就需要老师和学生都要积累诗词，积厚而发。苏轼在《送安落第诗》中云：“旧诗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通过熟读深思来获取对诗词的审美信息。诗词的信息有诗词文本的语词、结构、修辞、空白等。

只有通过这些审美信息，才能品出诗的“言外意”、“弦外音”、“味外旨”。如刘方平的《春雪》：“飞雪带春风，徘徊乱绕空。

君看似花处，偏在洛城东。”这首诗，仅从字面看，诗好象是写洛阳城东雪盛美景。

可为什么城东的雪盛且美呢？原来诗人意在言外，洛阳城东都是豪贵宅第所在，春雪纷飞，这里的人非但不觉其寒，反而观之如花，怎知别处的人此时却处于阴风冰雪之中。由此看来，诗那是赞雪？却是讽人。

即讽刺洛阳城东豪贵在别人挨冻时却以观赏雪花为乐。“君看似花处，偏在洛城东。”

诗句的意思是说洛城东的人不觉春雪寒，反觉春雪美，暗示住在城东的人都是豪贵。“偏”是出乎意料的意思，诗人同情在春雪中受冻的穷人，但城东豪贵出乎意料地不以春雪为寒，反觉春雪为美，说明城东豪贵毫无同情心，不免使诗人感到意外，这就是“偏”的意思。

“似花处”也不仅是指洛阳城东春雪如花，也暗示住在洛阳城东的人富贵、繁华似花。 清代吴乔在《围炉诗话》里说：“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

饭。

3. 古诗讲究什么哪几点

与近体诗相对而言的诗体。近体诗形成前，除楚辞外的各种诗歌体裁。也称古诗、古风。古体诗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

四言诗，在近体诗中已经不存在了，虽不加“古”字，但不言而喻，就知道是古体诗。《诗经》中收集的上古诗歌以四言诗为主。两汉、魏、晋仍有人写四言诗，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停云》都是四言诗的典型例子。

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五古最早产生于汉代。《古诗十九首》都是五言古诗。汉代以后，写五言古诗的人很多。南北朝时的诗大都是五言的，唐代及其以后的古体诗中五言的也较多。而七古的产生可能早于五古。但在唐代以前不如五古多见。到了唐代，七古大量地出现，唐人又称七古为长句。

杂言诗也是古体诗所独有的。诗句长短不齐，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较多。汉魏以来乐府诗配合音乐，有歌、行、曲、辞等。唐人乐府诗多不合乐。唐宋时代的杂言诗形式多种多样：有七言中杂五言的，如张籍的《行路难》；有七言中杂三言的，如张耒的《牧牛儿》；有七言中杂三、五言的，如李白的《将进酒》；有七言中杂二、三、四五言至十言以上的，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以四、六、八言为主杂以五、七言的，如李白的《蜀道难》。

此外，古绝句在唐时也有作者；都属古体诗范围。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南北朝后期出现了讲求声律、对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介乎古体、近体之间的新体诗。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乃至古体作品中常融入近体句式。但也有些古诗作者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化来避律。

古体诗是与“近体”相对而言的诗体。近体诗形成以前，除楚辞体外的各种诗歌体裁，也称古诗、古风。这是依照古诗的作法写的，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格律的束缚。不拘对仗、平仄。押韵宽，除七言的柏梁体句句押韵外，一般都是隔句押韵，韵脚可平可仄，亦可换韵。篇幅长短不限。句子可以整齐划一为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也可杂用长短句，随意变化，为杂言体。

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杂言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汉魏以来乐府诗原是配合音乐的，有歌、行、曲、辞等。唐人摹仿前代乐府而作，有沿用乐府古题的如李白《蜀道路难》，有即事名篇另立新题的如杜甫“三吏”、“三别”、白居易《新乐府》，都已不合乐，实属古体诗范围。另外，唐以前即有以四句为单位的绝句，或称“古绝句”，唐时也有作者，与讲究平仄的近体绝句不同，也属古体诗一种。

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南北朝后期有一部分诗作开始讲求声律、对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是古体到近体间的过渡形式，或称“新体诗”。

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如王勃《滕王阁》为古体诗，但它平仄合律，全篇八句，在声律上近似分押仄、平两韵的两首七言绝句。唐代律诗格律定型之后，诗人们的古体作品中更常溶入近体句式。如王维、李颀、王昌龄、孟浩然等人的五古中颇有律句、律联。歌行体如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等名篇中，也有不少句子是入律的。而有的诗作者则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化，李白、杜甫、韩愈等均有所创造。后来明、清学者自觉注意到古诗溶入律句和用拗句避律的现象。清代王士□更认为古诗有平仄，于是赵执信、翁方纲等人专门研究古诗声调。他们的研究，对于诗歌创作时自觉区别古体、近体声律不无贡献，但由于忽视古诗实以自然音节为主，因此颇有牵强，以至被讥为“不见以为秘诀，见之则无用

4. 中国古体诗怎么作有什么讲究

古体诗一般又叫古风，这是依照古诗的作法写的，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格律的束缚。

从诗句的字数看，有所谓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四言是四个字一句，五言是五个字一句，七言是七个字一句。

唐代以后，四言诗很少见了，所以通常只分五言、七言两类。五言古体诗简称五古；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三五七言兼用者，一般也算七古。

古体诗 与近体诗相对而言的诗体。近体诗形成前，除楚辞外的各种诗歌体裁。

也称古诗但绝不是古风，古风只有“歌”、“行”、“吟”三种载体。古体诗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

四言诗，在近体诗中已经不存在了，虽不加“古”字，但不言而喻，就知道是古体诗。《诗经》中收集的上古诗歌以四言诗为主。

两汉、魏、晋仍有人写四言诗，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停云》都是四言诗的典型例子。 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

五古最早产生于汉代。《古诗十九首》都是五言古诗。

汉代以后，写五言古诗的人很多。南北朝时的诗大都是五言的，唐代及其以后的古体诗中五言的也较多。

而七古的产生可能早于五古。但在唐代以前不如五古多见。

到了唐代，七古大量地出现，唐人又称七古为长句。 杂言诗也是古体诗所独有的。

诗句长短不齐，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较多。

汉魏以来乐府诗配合音乐，有歌、行、曲、辞等。唐人乐府诗多不合乐。

唐宋时代的杂言诗形式多种多样：有七言中杂五言的，如李白的《行路难》；有七言中杂三言的，如张耒的《牧牛儿》；有七言中杂三、五言的，如李白的《将进酒》；有七言中杂二、三、四五言至十言以上的，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以四、六、八言为主杂以五、七言的，如李白的《蜀道难》。 此外，古绝句在唐时也有作者；都属古体诗范围。

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南北朝后期出现了讲求声律、对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介乎古体、近体之间的新体诗。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乃至古体作品中常融入近体句式。

但也有些古诗作者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化来避律。 古体诗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

四言诗，在近体诗中已经不存在了，虽不加“古”字，但不言而喻，就知道是古体诗。《诗经》中收集的上古诗歌以四言诗为主。

两汉、魏、晋仍有人写四言诗，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停云》都是四言诗的典型例子。 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

五古最早产生于汉代。《古诗十九首》都是五言古诗。

汉代以后，写五言古诗的人很多。南北朝时的诗大都是五言的，唐代及其以后的古体诗中五言的也较多。

而七古的产生可能早于五古。但在唐代以前不如五古多见。

到了唐代，七古大量地出现，唐人又称七古为长句。 杂言诗也是古体诗所独有的。

诗句长短不齐，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较多。

汉魏以来乐府诗配合音乐，有歌、行、曲、辞等。唐人乐府诗多不合乐。

唐宋时代的杂言诗形式多种多样：有七言中杂五言的，如张籍的《行路难》；有七言中杂三言的，如张耒的《牧牛儿》；有七言中杂三、五言的，如李白的《将进酒》；有七言中杂二、三、四五言至十言以上的，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以四、六、八言为主杂以五、七言的，如李白的《蜀道难》。 此外，古绝句在唐时也有作者；都属古体诗范围。

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南北朝后期出现了讲求声律、对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介乎古体、近体之间的新体诗。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乃至古体作品中常融入近体句式。

但也有些古诗作者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化来避律。 唐以前即有以四句为单位的绝句，或称“古绝句”，唐时也有作者，与讲究平仄的近体绝句不同，也属古体诗一种。

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如王勃《滕王阁》为古体诗，但它平仄合律，全篇八句，在声律上近似分押仄、平两韵的两首七言绝句。唐代律诗格律定型之后，诗人们的古体作品中更常溶入近体句式。

如王维、李颀、王昌龄、孟浩然等人的五古中颇有律句、律联。歌行体如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等名篇中，也有不少句子是入律的。

而有的诗作者则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化，李白、杜甫、韩愈等均有所创造。后来明、清学者自觉注意到古诗溶入律句和用拗句避律的现象。

清代王士□更认为古诗有平仄，于是赵执信、翁方纲等人专门研究古诗声调。他们的研究，对于诗歌创作时自觉区别古体、近体声律不无贡献，但由于忽视古诗实以自然音节为主，因此颇有牵强，以至被讥为“不见以为秘诀，见之则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