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评价体系

1. 对古诗十九首的评价

《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

为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昭明文选》而成。《古诗十九首》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

艺术上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同时，《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令古往今来的读者常读常新。

2、作者和写作年代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有多种说法，《昭明文选·杂诗·古诗一十九首》题下注曾释之甚明：“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曾有说法认为其中有枚乘、傅毅、曹植、王粲等人的创作，例如其中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多疑其不确。

今人综合考察《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情感倾向、所折射的社会生活情状以及它纯熟的艺术技巧，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它所产生的年代应当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即公元140-190年之间。3、价值《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

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诸如帝王、诸侯的宗庙祭祀、文治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官室等，曾一度霸据文学的题材领域，让位于诗人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乃至街衢田畴、物候节气，文学的题材、风格、技巧，因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诗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

就古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刘勰的《文心雕龙》称它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的《诗品》赞颂它“天衣无缝，一字千金”。“千古五言之祖”是并不过分的。

诗史上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五言古诗之权舆的评论例如，明王世贞称“（十九首）谈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词婉旨，遂足并驾，是千古五言之祖”。陆时庸则云“（十九首）谓之风余，谓之诗母”。

概括起来，《古诗十九首》在以下四个方面奠定了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一是它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为建安诗风的出现作了准备。二是它是汉代诗歌由民间文学过渡到文人创作出并现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三是它将五言抒情古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四是它为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崭新的诗歌形式及圆熟的艺术技巧，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谈谈你对《诗词鉴赏》课的认识 1500字

一、知人论诗，知世论诗 知人论诗，知世论诗的方法，古人很早就讲过，即了解诗人的思想性格和生平遭遇，了解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包括时代氛围和社会风俗）和创作目的，从而设身处地的揣摩诗人的心境，理解其思想内涵和艺术技巧，这样才能提高对诗歌的理解和鉴赏能力。

最近几年的高考诗歌鉴赏试题，都是一些大家的不太出名的作品。因此，知人论诗，知世论诗就显得格外重要。

如：2005年的北京卷选的是陆游《夜游宫 记梦寄师伯浑》 2005年的浙江卷选的是杨万里《暮热游荷池上》 杜牧《齐安郡中偶题》 2005年的湖北卷选的是元代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第三折[梅花酒] 2006年的高考全国Ⅰ卷选取的是黄庭坚的《题竹石牧牛（并引）》。 陆游、杨万里、杜牧、黄庭坚都是当时的大家，对他们的生平事迹、诗歌流派和诗作风格，我们应该在把握的十分清楚。

由上可知，只有 “知人论诗，知世论诗”才能理解的全面透彻，真正的理解诗人情感，才能真“解其中味”。由此推想，不了解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豪气，就难以理解其“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的逍遥；不了解杜甫的大济苍生的理想和安史之乱的战火惨烈，就难以理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不了解文天祥的抗元历程，就难以理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决心……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时代气息的共同作用，造就了一批风格各异的诗人。

所以要理解诗作，就不能离开对诗人的品读，会历史的了解。实际上，就是在读中国社会发展史，读中国文化发展史，读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

二、品位诗歌意象，理解诗歌意境 意象是诗歌的基本单位，是意和象的复合体，是作者的主观心意和客观物象凝聚的表现，是作者精神和外在物质的统一，它是由情和景这两个因素组成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就是意境。

通过这些意象的象征意义，意境的指向意义，就能深入的理解诗歌内容，才能体会到作者的情感与意图。 如温庭筠《商山早行》中的颈联“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由鸡声、茅店、月、人、板桥、霜六种意象，构成了一幅内容丰富、生动形象的商旅图，仅两句十字，倾注了作者对商旅的同情心。

有些物象和特定的情意构成了固定的搭配，这些值得我们注意把握。如明月就与思乡、思人相联系；松、菊、梅、竹与性格高洁相联系；折柳与古代的送行相固定。

2003年高考诗歌鉴赏是王维的《过香积寺》。作者运用了云峰、古墓、无人径、深山、钟声、泉、石、青松。

我们的头脑当中应该形成这样一幅图画 ：在林木参天、荒芜人烟的深山里，看流泉苦苦挣扎，夕阳余辉冷气嗖嗖；听寺庙隐隐钟声以及和尚诵经之声，多么荒僻，多么幽静，多么孤寂。王维晚年诗作常写一种恬淡宁静的幽遂环境，这首诗就是以他沉湎于佛学的恬静心境，描绘出山林古寺的幽遂环境，从而形成一种清高幽僻的意境。

学生通过这些直接或间接的想象，完全可以领略诗的意境，可以在有限的篇幅里领略到无限宽广的艺术内容。可见，鉴赏诗歌把握眼睛、发生想象是多么重要。

三、体味诗眼，解读诗歌 古人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这句诗一方面表明古人写作构思之辛苦，另一方面也表明古人写诗词很讲究练字。

因练一个好字、好句，是全句、全诗游龙飞动、生气盎然的，就是“诗眼”。它可以是一个简练传神的字，也可以诗作体现主旨的精彩与句。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我们在鉴赏古典诗歌时，若能从诗眼入手，可更深入的理解诗歌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手法。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此句像一幅巨大的风景画，形象的描述了塞外辽阔苍凉的景象。“直”字展现了一种挺拔坚毅之美，落日之圆衬托在万里戈壁的背景上，则给人以茫茫之感。

二字将直线之美誉浑圆之美融为一体，面目壮观，别的字确实难以替代，这“直”和“圆”正是该似的诗眼。 杜甫的《蜀相》中的颔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中的“自”和“空”就是该句得诗眼。

杜甫的《旅夜书怀》中的“危樯独夜舟”中的“独”就是诗眼。 注意：诗歌中的一些形容词、副词和动词往往就是诗眼。

找到诗眼，有助于正确把握诗歌意境。 四、把握特色，重点突破 从高考命题的角度看，高考鉴赏的古代使更多是写景、咏物、咏史的作品，因此我们在把握诗歌之前，还要掌握已写诗歌的反战以及分类的知识。

诗歌按照表达方式，可分为叙事诗、抒情诗、哲理诗；按格律分，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按语言字数，可分为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杂言诗等；按内容，可分为山水田园诗、咏物诗、咏史诗、边塞诗、咏怀诗等；还可分为律诗和绝句。 古代律诗中的四联，古人归纳为起、承、转、阖。

从层次上分，往往可以分为两层，一层写景，一层抒情或议论（即卒章显志的写法）。

3. 朦胧派的诗歌的点评怎么写

希望这个对你有帮助

朦胧诗的艺术旨趣和美学追求对中国当代诗歌产生的影响：

一，陌生化——延长知觉的过程，突出审美的目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朦胧诗”唤起了审美主体的主体性觉醒。实际上，任何诗歌的审美价值都在于其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从某种程度上说，朦胧诗潮的诗歌所创造并形成的陌生化手法和艺术旨趣，为中国诗歌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也为当代美学观念的转变提供了凭据，更为新诗艺术在表现形式上提供了多元化的可能。

二、个人化——自我的抒情方式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并非孤立的艺术现象，其思想根基恰恰是在对“左”的政治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中所表现出的个性自由精神和崭新的生命意识。新时期中国民众的心灵的苏醒首先在诗歌中显露出来了，个性化抒情分明是对“五四”新诗的现代传统精神的承继与张扬。从艺术的脉络上看，它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有着相互的衔接，特别是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等人的诗歌（讲究内在的旋律、意象的原则暗示性与朦胧美），九叶派诗人穆旦等人的诗歌（凝重、充沛、坚厚的主体精神），对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抑或心灵的感应。诗人们恰到好处地熔铸了群体意识与“代言人”的角色内质，又尽情发挥着个人化抒情的潜力和持久性。朦胧诗个人化抒情风格为我们的新诗发展完成了极其特殊而重要的一步。

三、民间化———是一种写作立场，更是一种审美的自由

民间化立场体现在诗人的写作中，就意味着尽量摆脱体制化立场，追求思想与艺术上的审美自由，意味着对个体精神的坚持，意味着保持个人写作的纯粹独立性。朦胧诗的创作追求便因循了这样一种自由。不论它的前期探索还是它后来的自觉原则，都紧密地恪守了这一立场和旨趣。它呈现的是个人的真正独特的生命经验，朦胧诗让一个个诗人的艺术个性在单一平实的传统文风里更加分明。

4. 诗词解析讲解

给你一个网站你也可以自己去看看，希望可以帮到你。

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苏轼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①。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②。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③，高处不胜寒④。起舞弄清影⑤，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⑥，低绮户⑦，照无眠⑧。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⑨？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⑩。

〔赏析〕

由于作者与当权者政见不合，被排挤到密州去当地方官，心情很抑郁，同时他已七年不见弟弟子由，心里十分怀念，种种思绪通过此词来抒发。

上片望月，既怀逸兴壮思，高接混茫，而又脚踏实地，自具雅量高致。开头四句接连问月问年，一似屈原《天问》，起得奇逸。唐人称李白为“谪仙”，黄庭坚则称苏轼与李白为“两谪仙”，苏轼自已也设想前生是月中人，因而起“乘风归去”之想。但天上和人间，幻想和现实，出世和入世，两方面同时吸引着他。相比之下，他还是立足现实，热恋人世，觉得有兄弟亲朋的人间生活来得温暖亲切。月下起舞，光影清绝的人生境界胜似月地云阶、广寒清虚的天上宫阙。虽在尘凡而胸次超旷，一片光明。

下片怀人。人生并非没有憾事，悲欢离合即为其一。苏轼兄弟情谊甚笃。他与苏辙熙宁四年（1071）颍州分别后已有六年不见了。苏轼原任杭州通判，因苏辙在济南掌书记，特地请求北徙。到了密州还是无缘相会。“咫尺天不相见，实与千里同，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颍州初别子由），但苏轼认为，人有悲欢离合同月有阴晴圆缺一样，两者都是自然常理，无须伤感。终于以理遣情，从共同赏月中互致慰籍，离别这个人生憾事就从友爱的感情中得到了补偿。人生不求长聚，两心相照，明月与共，未尝不是一个美好的境界。这首词上片执着人生，下片善处人生，表现了苏轼热爱生活、情怀旷达的一面。

这首词把宇宙、人生问题融合在一起，把对官场的思考和对弟弟的怀念贯穿到赏月中去，想象瑰丽而又不忘现实生活，是作者的代表作。词中境界高洁，说理通达，情味深厚，并出以潇洒之笔，一片神行， 不假雕琢， 卷舒自如，因此九百年来传诵不衰。《水浒传》第三十回写八月十五“可唱个中秋对月对景的曲儿”，唱的就是这“一支东坡学士中秋《水调歌》。”可见宋元时传唱之盛。宋代胡仔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苕溪渔隐丛话》）评价极高。

5. 询问好的书籍

我的当代作家影响力排行榜： 1莫言：以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成名，《红高粱》则使他享誉文坛。

天才般狂放的叙事和中国民间文化的奇妙结合，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罕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深度。 2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先锋代表作具有一种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和精妙的叙事技能，尤其是后期作品，充满了一种巨大的悲悯情怀和朴素诚实的文风。

3孙犁：发表小说《荷花淀》等作品，受到广泛赞扬，**曾称赞他是一位有风格的作家。浓郁的风情化，使他的作品饱浸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内涵。

4汪曾祺：《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简洁，朴素，诗意化与人性化交融在一起，令人回味无穷。 5北岛：朦胧诗派的创始人之一，“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成为多数人的格言。

对时代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洞见力。 6张承志：回族作家，代表作《黑骏马》、《金牧场》。

对心灵的纯洁性和理想的诗意性从来不做丝毫的放弃。 7史铁生：《务虚笔记》、《我与地坛》等名作充满了受难意识，对生命的存在有着自身独特而尖锐的体悟。

8余光中：台湾现代派“十大诗人”之一，一个不败的文化偶像，一个充满了感伤气息的文化表征。 9陈忠实：因为《白鹿原》而奠定了自身坚实的文学史地位。

10王安忆：短篇小说《小鲍庄》被视为寻根派代表作，近期比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一个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的作家，一个总是要寻找的作家。

市场是不可掌控的，而它的不可掌控又是向低俗的方向倾斜下滑，优秀的作家埋头创作，无心也无精力打理市场，他们掉进市场，就像陷进了巨大的漩涡，沉浮听命于天。 然而，在文学艺术这一精神领域遭遇市场冲击的时候，市场的价值是否就决定了作家的艺术价值？一位作家的走红程度是否决定了作家的创作影响力？ 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回过头看看，当代中国作家还算是幸运的，毕竟才掉进市场十来年功夫，在此前，他们有过一段相对美妙的时光：思想解放运动与艺术回归的名义重合，真善美三根指针千载难逢地几近并拢，自由的、突破禁区的创作。

但是好日子转瞬即逝，作家们猛然间发现自己受到了市场的威胁，恐惧万分。其实稍微想一想，哺育当代中国优秀作家成长的西方大作家和我国现代作家基本上都是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许多艺术家的传奇生涯就是从获得市场承认开始的，像狄更斯或马克·吐温等，他们的被发现和走红就是市场的功劳，他们成功了，但是仍然对市场有诸多困惑和警惕，有的还把困惑写进了作品，成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而这些作品居然大有市场。

这里不能简单归功于市场的公正或趋炎附势，市场的反馈无论是即时的还是滞后的，它在复杂的精神产品的评判上都远不如对于物质产品的评判那般简易明了。 因此除了市场，艺术品同时还需要有另外一个评价体系，就是批评家和文学艺术界行家里手们多年建立起来的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体系由于有深厚的传统和一大批专业人士维系，所以像普鲁斯特这样的奇特的作家，像《追忆似水年华》这样难啃的长篇巨制也能占有一定的市场。

关于这一评价系统，法国当代一位大批评家布尔迪厄把它们称之为“场”，由于这样一个文学或艺术场域的存在，有某种传统和惯习，才使文学成为其文学，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一方面它必须拿到市场上去叫卖，从市场获取回报，另一方面，它的价值并不以其畅销与否来决定，决定的力量就来自市场以外的场所。

这些场所包括：展出场所（画廊，美术馆等）、神圣化或认可机制（学院，沙龙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再生产机制（艺术学院等）、专业化的各种代理人（经纪人，批评家，艺术史家，收藏家等），他们都是具有场域和特殊感知和欣赏范畴客观上要求的意向的人，这些特殊范畴是不能化约为普通用法的范畴的，而能够给艺术家及其产品价值附加某种特殊尺度。 一旦画作通过画面单元、生产的持续时间、使用材料的数量和价格（如金色或群青）来衡量，艺术家画家和房屋油漆工并无差别。

“人情味”对抗市场法则 其实说到底，艺术评价体系或艺术场域是带有浓烈的人情味的场所，就因为它涉及到了传统和维系传统的人，所以不会像物质产品那般计算精确。 所谓经纪人、批评家、艺术史家、收藏家等等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成长的，这些和艺术打交道的人既构成了某种人情圈子，又筑成了一道屏障，使得艺术品在进入市场前和市场后都受到一定的呵护，且与一般的商品拉开了距离，任何商品一旦拥有这些人所评价和认可的艺术品头衔，它就会受到特殊的关注，受到使用功能以外的审美观照，意味深长的审视和评析等等，而作家艺术家所渴望的社会评价就是来自这样一个圈子，光是金钱收益不能满足作家艺术家们的内心欲求，有人情味的评价是对他们的精神劳动的最佳慰藉，换句话说，市场上卖得好是一回事，还要叫得响，叫得响就是有人气。

所以艺术评价体系与其说是以“真理化身”的面目来对抗市场法则，不如说，更重要的是它的“人情味”在发挥凝聚力量。如果说艺术自律的话，不是存在着一条永恒而独特的艺术规律，。

6. 小学六年级上趣味语文感受

“诗是人类的母语”。

诗歌短小，精练，琅琅上口，易教便学。几乎每个民族的祖先，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诗歌作为最初的母语文学形式。

诗歌所具有的精神，是人类情感中最鲜亮、最纯粹、最炽热的部分，它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隆隆的回声足以透过岁月的迷雾够到我们。人的成长历程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浓缩，儿童就如人类童年一样是一个充盈着诗意的年代。

儿童的视野是诗意的，他们的眼里装满了鸟鸣蝶舞、云开花笑的真趣；他们的耳中装满了竹笋般活泼泼的生命旋律。他们观察周围的世界，看待自己的生活，会罩上一层美丽的光晕，一些司空见惯的事物在儿童的眼中会发出奇异的光彩。

儿童的思维是诗意的，这种思维特性，与诗人的艺术思维有天然的相通之处，且更富有童趣，在儿童眼里纷飞的蝴蝶变成了会飞的云朵，飘落的雨点是不怕疼的勇士……儿童的心灵是诗意的，他们的心中必然拥有更多的天真、单纯、爱与神圣，他们的生命底色是健康美丽的。从这些意义上说，诗歌是儿童成长时期最有营养价值的“母乳”。

儿童之于诗歌具有与生惧来的潜质，教育应唤醒便发展这种潜质，从而奏响孩子心中诗的琴弦；诗歌之于儿童如郁郁葱葱的树木，那最初的诗意将被记录在年轮的最核心处，永远潜藏在心中，持续影响一生。问题的描述：然而，时下又有多少教师在坚持用诗歌“喂养”儿童呢？首先，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对诗歌的选编不够重视。

以人教版与苏教版国标本为例，我们可以发现下面这些问题：一是所选诗歌的数量不足。低学段，包括歌谣在内，苏教版安排了14首，人教版相对最好，安排了20首。

在中高学段长打四年的学习中，苏教版仅安排了8首，人教版稍好，但各教材诗歌的分布情况不稳定，有的在选读教材中出现，有的干脆不选。二是所选诗歌的总体质量有待提高。

两套教材中，都不乏优秀的诗作。但我们看到，有一些诗歌选择得不够理想：从内容上看，与儿童的生活脱节，一相情愿于思想或者道德教育；从艺术表现手法来看，钟情与宏大叙事，用很大的语词去唱很高的调，这样的诗句往往是僵硬的，无法让人领略诗歌的智慧与灵光；从作者来看，涉及到的面不广，尤其国外的优秀诗歌，更是寥寥无几。

三是编排体系没有充分体现诗歌的体裁样式。两套教材中，只有人教版在高段第十册将诗歌作为独立单元编写，其他的诗歌均散落在课文里。

而从课后的思考练习来看，编者也似乎只是把它们当作识字与阅读的工具，对诗歌体裁的个性化特色，没有给予重视。其次，教师对诗歌教学缺乏意识。

许多教师还没有认识到诗歌之于儿童的意义，对现有的诗歌教学仅限于“理性分析、呆读死记，思想灌输”，不能引领学生在诵读中感受诗歌的趣味与韵律。学生对所学诗歌没有情感体验，不能入情入境。

教材对诗歌编排的疏漏，教者对诗歌教学的疏忽导致了学生对诗歌缺乏兴趣，因此引领学生在诵读中感受诗歌的节奏与韵律，激发学生的诵读兴趣成了诗歌教学的首要任务。课题名称：诵读中感受诗歌趣味与韵律的研究研究对象：小学高年级学生研究方法：1、课堂教学实验。

这是本课题实验的主阵地。师生在课堂上如何对诗歌进行诵读、欣赏、感悟，对提高学生的对诗歌的感受力起着关键作用。

我们将牢牢抓住这个主阵地不放，做有创造性地研究。2、交流与合作。

课题研究不能做封闭研究，它应是开放的，应在交流中进行，在合作中发展。我们将充分借助“请进来”、“走出去”两条途径，虚心向正在进行类似研究的学校、学者、专家请教，不断提升课题的研究档次，做到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成果共享。

3、通过文献法，加强对课题研究的实验论证。4、通过活动，激发学生兴趣。

5、成果展示。这里所说的成果展示不仅包括最终实验成果展示，更包括阶段性实验成果展示即活动过程中的教学设计、反思及相关活动的影像展示。

6、采用归纳统计法进行成果分析形成资料。步骤：准备阶段：（2008年10月）主要是确定研究对象，搜集相关资料，构建理论框架。

实验阶段：（2008年11月——2009年2月）全面展开实验，进行诗歌教学实践探索。 总结阶段：（2009年3月——2009年5月）全面总结研究工作，统计研究数据、资料，撰写研究报告，进行结题评审。

预期成果：预期成果一、理论成果1、形成阅读篇目推荐集、学生自制资料集、活动方案集。2、通过诗歌诵读课引领学生初步感受诗歌的趣味与韵律。

3通过诗歌朗诵会等活动激发学生对诗歌兴趣。4、撰写并努力发表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科研论文与研究报告。

二、技术成果1、初步形成小学诗歌阅读实践活动的方案和实施内容与方法。2、探索出激发学生诵读诗歌的兴趣的途径和方法。

3、初步构建小学诗歌教学实践活动研究的目标体系和内容体系。4、初步形成小学诗歌教学实践活动的评价体系。

（注：上述所说诗歌均是现代诗）点点。

7. 四大名著是何时何人定的

谭帆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做了一次演讲，你可以参考一下：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是明代小说中最为出色的四部作品，这四部被称为“四大奇书”的作品现在已公认为中国文学史上之经典。

通俗小说何以在中国古代能成为经典？实与晚明以来小说评价体系的转化和文人批评家对小说文本的精细修改密切相关，有一个明显的“经典化”过程。 在文学领域，“经典”一词主要表现为作品在接受空间上的“广泛性”和传播时间上的“持续性”。

明代小说无疑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四部作品最为出色。晚明以来，这四部作品被称之为“四大奇书”，成为明代小说之经典，在中国小说史上影响深远。

然而“四大奇书”能够成为明代小说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实与明代小说评价体系的转化和文人批评家对小说文本的精细修改密切相关，它的“经典化”过程大致经历了两个层面的鼓吹和改造。 一、评价体系的转化与小说经典之生成 在中国古代，以“小道可观”看待小说由来已久，“小道”指称小说的非正统性，“可观”则有限度地承认小说的价值功能，可谓一语而成定评，深深制约了小说发展进程与价值定位，中国古代小说始终处于一个尴尬位置和可怜地位正与此相关。

这一评判小说文体的基本术语经数千年而不变，可以看成是中国古代小说评价体系中的核心内涵。至明代，小说创作与传播空前风行，“小道可观”这一核心内涵虽然没能彻底改变，但具体到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的评判，评价体系已开始有所转化，这一转化直接促成了明代小说经典之生成。

明中后期以来，随着通俗小说的盛行，文人士大夫对通俗小说加以评判，他们阅读、鉴赏、遴选，并将通俗小说置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长河中予以考察，而在这种考察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脱颖而出，成了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也为后世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范本。 且看史料： 周晖《金陵琐事》卷一记载李贽“好为奇论”，称汉以来“宇宙间有五大部文章”，汉是《史记》、唐是杜甫集、宋是苏东坡集、元是施耐庵《水浒传》、明是在当时享有盛名的“前七子”之首的李梦阳集。

李卓吾将《水浒传》与《史记》、杜甫集等并称，实则改变了以往以雅俗文体的传统界定，将《水浒传》与所谓的雅文学一视同仁。 “公安派”领袖袁中郎有一部书叫《觞政》，书中谓诗酒风流的文人雅士必读三类书方能称得上“饮徒”：一类是《酒经》《酒谱》《醉乡日月》等，称之为“内典”；一类是《庄子》《离骚》、陶渊明、李白、杜甫等诗歌，称之为“外典”；还有一类就是柳永、辛弃疾的词、《西厢记》《琵琶记》等戏曲和《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称之为“逸典”；且认为是否熟读“逸典”是区分诗酒风流的文人雅士与酒肉之徒的重要标准。

金圣叹亦然，他择取历史上各体文学之精粹，名为“六才子书”，即《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六才子书”在晚明以后影响深远。

在上述评价中，所谓托体卑微的通俗小说赢得了与《庄子》、《离骚》、《史记》、李杜诗等作品同等的待遇和评价，这是通俗小说评价体系的一次新转化。 在此，文体的界线已不复存在，唯有思想与艺术品位的高下成为他们品评文学作品的标准。

这一转化是通俗小说得以发展的重要契机，也是“四大奇书”成为明代文学经典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小说史角度看，这一评价体系的转化至少是在三个方面为上述四部作品成为小说之经典在观念上奠定了基础： 一是强化了作为经典小说的作家独创性。

明中后期持续刊行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确实是中国小说发展中的奇观。在人们看来，这些作品虽然托体于卑微的小说文体，但从思想的超拔和艺术的成熟而言，他们都倾向于认为这是文人的独创之作。

施耐庵、罗贯中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作者已是明中后期文人的共识。 《金瓶梅》署为不知何人的“兰陵笑笑生”，但这部被文人评为“极佳”的作品人们大多倾向于认为出自于文人之手。

而金圣叹将施耐庵评为才子，与屈原、庄子、司马迁、杜甫等并称也是强化了作品的作家独创意识。强化作家独创实际上是承认文人对这种卑微文体的介入，而文人的介入正是通俗小说走向经典的一个重要内涵。

二是强化了作为经典小说的情感寄寓性。如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叙》即以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为基础，评价《水浒传》为“发愤”之作。

吴从龙《小窗自纪》卷一《杂著》评“《西游记》，一部定性书，《水浒传》，一部定情书，勘透方有分晓”亦旨在强化作品的情感寄寓意识。 谢肇？J《五杂俎》卷十五《事部》评《西游记》“非浪作也”。

而在推测《金瓶梅》之创作主旨时，明人一般认为作品是别有寄托、笔含讥刺的。 三是强化了作为经典小说的文学性。

如金圣叹将作家之“才”分解为“材”与“裁”两端，用意不言自明，他所强化的正是作为一个通俗小说家所必备的情感素质和表现才能。 他进而分析了真正的“才子”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若庄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