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经历北宋中期到后期的文学大家,他上承以欧阳修为文坛盟主的北宋中期诗**新运动大潮,将诗、文、词等诸种文学艺术样式推向了北宋的最高峰,下开“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加上李廌、陈师道,又称为“苏门六君子”)等人才辈出的局面,成为欧阳修之后更为杰出的文坛领袖。文章对苏轼生平、思想、创作道路以及苏文、苏诗、苏词作详细介绍,并对苏轼在宋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加以评价。
关键词:苏轼 苏轼散文、辞赋、四六 苏诗 苏词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 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 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一、苏轼的古文和辞赋、四六
(一)、苏轼的文道观与苏轼散文的艺术风格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认为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此点与《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相同)。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象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苏文长期沾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
史论、政论—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留侯论》等,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韧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
2小品文
史论、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如《记承天寺夜游》、《记游松风亭》,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正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例如《日喻》中的两段比喻:
论苏轼对宋词的开拓与创新 (一) 诗至唐,已臻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之境,颇有难乎为继之势。
宋人欲与抗衡,唯有另辟蹊径,自创新风。北宋诗**新运动再次给人启迪:沿袭和模拟仅能勉强维持命脉;蓬勃的生机,只有来自不断的开拓与创新。
词,作为一种新兴诗体,原有着强烈的生命力。可惜晚唐温庭筠等人在发展令词艺术卓具贡献的同时,却把词引向了“艳科”的小径。
及宋,囿于传统偏见,词坛依然沿承五代遗风。代表时风的晏欧词被目为“词中西昆”。
柳永创制慢词,又变雅为俗,有一定的开创之功。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艺术魄力及其他原因,毕竟未能为宋词开出一条宽广的革新之路。
苏轼来了。他雄风千里,使词坛快然一新。
其何能如此?一则,就文艺思想说,苏轼一贯反对俯伏前人脚下,一贯反对模拟因袭;主张不断开拓创新,主张每个作家应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二则,他本人才华横溢,魄力过人,形诸文艺实践,则不仅诗歌散文,乃至书法绘画,都有戛戛独到的艺术造诣。
据此二则,我们很难想象苏轼一旦提笔为词,竟肯寄人篱下。从现有材料看,苏轼进入词坛较晚⑴,那正是“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⑵的年代,但苏轼居高临下,并不以为然。
他从事词的创作仅四年,就在《与鲜于子骏》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近却颇作小词”,当指熙宁八年所作《江城子·记梦》、《雨中花·初至密州》等词,“郊外”一阕,无疑是指《江城子·密州出猎》。
这段话表明:第一,即便写婉约言情词,也要有别于柳永,自见特色。第二,已写得一阕绝无柳七郎风味的、别开生面的壮词。
第三,尤为重要的是,苏轼在此公然向传统的词风挑战,向风靡天下的柳词挑战,提出要在词坛上“自是一家”,别树一帜。由此可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是苏轼以他那非凡的艺术魄力和艺术才力,在词坛上掀起一股革新的浪潮,使宋词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二) 苏轼对宋词的开拓与创新显著的标志是“以诗为词”,而“以诗为词”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凡能入诗的内容,均可入词。“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也。”
⑶此说虽不无夸大,但针对宋初词坛实际,他能从题材与内容的开拓上来评价苏轼的创新精神,可谓卓有见地。 首先,苏轼以词抒发爱国的豪情壮志。
众所周知,终赵宋王朝三百年历史,边患不断,爱国精神也就始终贯串两宋文学。然则,北宋诗坛虽不乏关心国事之作,而于词坛却绝少反响。
为此,苏轼这类爱国词章在开拓宋词园地上有重要意义。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
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免苍鹰掠地飞。回望白云生翠@⑴,归来红叶满征衣。
圣朝若用西凉薄,白羽犹能效一挥。 ——《祭常山回小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猎》 苏轼这两篇作品写于同时,无论描绘出猎的场景,抒发豪纵的情致,表达爱国的壮志,乃至用事的手法都极其相似。而且词中不伏老的爱国形象,直抒胸臆的气势,似乎较诗更为突出。
这样,苏轼就在内容上打破了诗词界线,把却敌报国的时代主题引进了词坛。 在这类词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推《念奴娇·赤壁怀古》。
其中对周瑜形象的刻划,英气勃勃,光采照人,为中国词史上的空前之笔,是苏轼对北宋词坛杰出的贡献。显然,这里寄托着作者为国立功的豪情壮志。
对这首词,近来颇多议论。有人以为是一种“失败者的心理”,有人则以为是“一支胜利的凯歌”⑷。
我以为这首词的内容比较复杂,不宜用“失败”或“胜利”来简单概括。全词咏景、怀古、抒情融汇一气,咏景怀古固是为了抒情,但作者的现实之情,也深深寓于雄壮飞动的如画江山之中和雄姿英发的风流人物身上。
结处的虚无和沉郁悲壮,掩盖不了通篇热情洋溢、激越健壮的基调。上溯范仲淹的《渔家傲》,下视辛稼轩的爱国词章,此词有不容忽视的奠基和枢纽作用。
其次,以农村田园入词。从《诗经》开始,我国诗坛就不乏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
但囿于诗词分流的偏见,中唐以来的词坛绝少农村词。偶有渔父、浣女、莲娃等形象出现,那也是美化了的,缺少泥土缺息。
如张志和的《渔歌子》,其中所谓的“渔父”,不过是号称“烟波钓徒”的作者——隐士的自我化身罢了。 苏轼的《渔父》四首,分别写渔父的“饮、醉、醒、笑”,新意不多,但他的一组农村词《浣溪沙》五首,却开创了宋词的新天地。
词中不惟景色宜人:绿阴绵延的村庄,软草平莎的沙路;日照桑麻,水光如泼,风吹蒿艾,香气似薰;庄南村北,qiān@⑵车欢唱,几家煮茧,满村清香。而和这雨后清新爽目的农村风光水**融的,则是一派喜庆丰收的欢乐景象:“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
人们吃着喷香的新麦,喝着舒心的米酒,有的甚至醉卧黄昏路边了。活跃在。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
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提到他,凡是有点文学常识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
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
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
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
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
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
“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
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
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
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
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之后苏轼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饱尝宦海沉浮之苦。一度曾被贬到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靖国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
从苏轼的履历来看,他做官是不成功的;他的主要功勋在文学创作上。他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
就现存苏轼的作品看来,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人才济济的两宋王朝,他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是大家。 原文 文件 文件 苏轼生平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
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提到他,凡是有点文学常识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
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
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
摘要:苏轼是经历北宋中期到后期的文学大家,他上承以欧阳修为文坛盟主的北宋中期诗**新运动大潮,将诗、文、词等诸种文学艺术样式推向了北宋的最高峰,下开“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加上李廌、陈师道,又称为“苏门六君子”)等人才辈出的局面,成为欧阳修之后更为杰出的文坛领袖。
文章对苏轼生平、思想、创作道路以及苏文、苏诗、苏词作详细介绍,并对苏轼在宋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加以评价。 关键词:苏轼 苏轼散文、辞赋、四六 苏诗 苏词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
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 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
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 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
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一、苏轼的古文和辞赋、四六 (一)、苏轼的文道观与苏轼散文的艺术风格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
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认为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
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
《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此点与《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相同)。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象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
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
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
苏文长期沾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 史论、政论—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
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
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留侯论》等,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
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韧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
2小品文 史论、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
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如《记承天寺夜游》、《记游松风亭》,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
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
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正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例如《日喻》中的两段比喻: 作者: 221.225.75.* 2006-7-8 11:05 回复此发言 删除 -------------------------------------------------------------------------------- 2 论苏轼的文学成就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
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
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造之曰:“日之光如烛。”
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
日之与钟,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
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
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
故凡不学而务求于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此文论证了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依赖片面的见闻,。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材.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似地围绕在他周围,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错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轼影响.由于苏轼的成就包括各种文学样式,他本人的创作又没有固定不变的规范可循,所以苏门的作家在创作上各具面目.黄庭坚、陈师道长于诗,秦观长于词,李廌以古文名世,张、晁则诗文并擅.同时,他们的艺术风貌也各具个性,例如黄诗生新,陈诗朴拙,风格都不类苏诗,后来黄、陈还另外开宗立派. 苏轼的作品在当时就驰名遐迩,在辽国、高丽等地都广受欢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苏轼作品的流传,但是禁愈严而传愈广.到了南宋党禁解弛,苏轼的集子又以多种版本广为流传,以后历代翻刻不绝.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金国和南宋对峙的时代,苏轼在南北两方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诗不但影响有宋一代的诗歌,而且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有重要的启迪.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苏轼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标举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散文的艺术渊源,直到清代袁枚、郑燮的散文中仍可时见苏轼的影响. 苏轼还以和蔼或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踪,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发明都是后人喜爱的话题.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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