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苏轼(1037~1101)宋朝人,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享年64岁。
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父亲苏洵的第五个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
嘉祐二年(1057)与弟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
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
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
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五,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
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 》等。
在政治上属旧党。豪放派词人。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
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说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 “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见赵令畦《侯鲭录》卷七),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他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
……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
宋杨湜《古今词话》即说苏轼“凡赋诗缀,必写其所怀”,金人元好问更认为东坡词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写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
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
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
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
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
稍后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
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
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现实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继范仲淹《渔家傲》词后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筳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词坛格局。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
“乌台诗案” 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 (《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
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
原发布者:马钰钧
苏轼对词的贡献苏轼是豪放派的开创人。苏轼完全成就了一派豪放天然、飘逸豁达的词风,对人生的富泰穷通充满谅解,表现出一种“成固欣然,败亦同样有所作为”的胸怀。这应当是人生境界的一个新的拓展,表现了人类智慧大大前进了一步。苏轼对词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建立了“新天下耳目”的豪放派,取代了传统婉约词派的统治地位,成为北宋词坛豪放派的开创者。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对词的发展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建立了宋词的历史地位 词最初在民间产生,内容原是很广阔的,它与诗的不同主要在于配合音乐,能够歌唱。但后来文人词的大量发展,却把描写爱情或色情作为词的专业,自晚唐五代以来,词被称为“小道”、“艳科”,在人们心目中比诗“体卑”。词要继续发展,就必须扩大内容,开拓题材,打破诗词的界限。苏轼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苏轼以创作诗的态度来作词,使人发现了词这种文学形式的内在潜力。它除了适应音乐曲调,更重要的是可以从自身的格式变化,发展成为一种独立抒情诗体,这样,苏词的抒情言志突破了“诗尊词卑”、“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确立了词的独立抒情诗体的地位。如: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遗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
苏轼在词史上有什么贡献从苏轼的履历来看,他做官是不成功的;他的主要功勋在文学创作上。
他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就现存苏轼的作品看来,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人才济济的两宋王朝,他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是大家。
说起苏轼不说其诗词就像到了杭州没去看西湖一样。(一).苏轼的诗文苏轼的文学创作,以诗歌的数量最多,现存的诗中,数量最多、艺术价值最高的作品,是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
苏轼歌咏自然景物的诗作,往往能把寻常景物写得精警动人,极富情趣或理趣。如《惠崇春江晚景》,《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作,笔下描绘的湖光山色,风姿雨态及江南早春画面,无不曲尽其妙,具有悠然不尽的情致。
《题西林壁》则由看山引发一个具有深刻哲理意味的问题。它告戒人们:由于各自观点立场不同,困难问题的出发点不一,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要对事物有正确而全面的认识,就必须超越自己的狭小范围,摆脱个人偏见。
它也启迪人们在认识复杂事物的过程中,对整体与部分,宏观与微观,分析与综合大呢个关系的思辩,以及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警戒。苏轼诗中这种引人入胜的景色与耐人寻味的诗意以及发人深省的这里融为一体,就是所谓的宋诗“理趣”。
反映社会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苏轼诗歌的另一主要内容。苏轼是有志于经世济民的诗人。
他出身寒素,入仕后累遭贬谪,接近下层民众,这为他写作此类诗提供了基础,像《吴中田妇叹》等诗篇都是此种精神的反映。苏轼还常常借用历史题材,揭露现实政治弊端。
《荔枝叹》是这类诗的名作。表现了诗人敢于抗争的精神。
苏轼无事不可入诗,散文化、议论化是苏诗的特点,各种题材,他都能恰当地点染,融触处生春,无不如意。苏轼的散文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并称,有“韩如潮水,柳如泉。
欧如瀚,苏如海”之喻。苏轼的论说文包括奏议、进策、经解、杂说等,其中重要的是史论和政论。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教战守策》是论述居安思危、教民武备战之文,,作者针对北宋苟安的现状,提出战守策略,非常切中时弊。苏轼的记叙文包括碑传文、山水游记和亭台楼堂记等。
数量虽不多,却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最具独创性,碑传文代表作有《方山子传》、《书刘庭式事》。山水游记《石钟山记》是一篇带有科学考察性质的文章。
它以探求石钟山得名的原因组织成文,旨在说明“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杂文小品在苏轼散文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数量大,艺术成就也很高,它包括随笔、序跋、书信、杂著等,此类文章大都是随手拈来,信笔写成,展现作者的襟怀和个性,且极富神韵和情趣。
如《日喻》等。苏轼的赋作,以前后《赤壁赋》名声最著。
《前赤壁赋》写名月秋夜,与友人泛舟赤壁,在水光月色之中,借景抒怀,探索人生与宇宙的哲理,虽有一定的消极情绪,但主要表达了超脱的人生态度和乐观的情怀。《后赤壁赋》写作者在东夜月下,登高览物,表现出从清风明月和挟仙遨游中摆脱苦闷的潇洒和超脱。
两赋语言骈散相间,声韵铿锵和谐,主宾问答自然,是宋代文赋的佳篇。(二).苏轼的词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他的词在题材内容、风格意境和语言音律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他将北宋诗**新运动的成果推广到词的领域,开创了词的创作的新阶段。
苏轼对词的贡献,首先在于提高了对词的认识与评价。他打破诗词有别的人为界限,促使词成为真正独立的抒情诗作。
在题材内容上,苏轼把词人的视野从传统的“花间”“尊前”引向了人间社会,以至赢得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评价。苏词众多的题材中,以抒情词、咏物词和田园词的成就最高。
就抒情词而言,除了传统的风月柔情之外,苏轼大胆开拓,把词体逐渐转化为文人言志抒情的工具。他用词表现自我,用词直接抒发自己的为政、爱国、怀古以至广泛的人伦之情。
如《沁园春》(孤馆灯青)抒写“致君尧舜”“用舍由时”的为政抱负。《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写密州出猎的盛况,抒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说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 “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见赵令畦《侯鲭录》卷七),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
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
他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
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
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
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宋杨??《古今词话》即说苏轼“凡赋诗缀,必写其所怀”,金人元好问更认为东坡词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
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写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そ酰?朝露?`?`。
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
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稍后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 老夫聊发少年狂。
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
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现实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继范仲淹《渔家傲》词后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j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词坛格局。
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
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乌台诗案” 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
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 (《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
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 2. 《水调歌头》的背景:词前小序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曲。”丙辰,是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
当时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做太守,中秋之夜他一边赏月一边饮酒,直到天亮,于是作了这首《水调歌头》。这首词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本来甚为明显,苏轼因政治处境的失意,以及和其弟苏辙的别离,中秋对月,不无抑郁惆怅之感。
但是他没有陷在消极悲观的情绪中,旋即以超然达观的思想排除忧患,终于表现出对人间生活的热爱的矛盾过程。而前人却多妄解,说神宗读到“琼楼玉宇”两句,叹云:“苏轼终是爱君”,即量移汝州。
此说与事实不符。苏轼移汝州在黄州之后,不能说因这词而“量移汝州”。
3.赏析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会因为有了黑夜中月光映照下影子的陪伴,而在不情愿中更清楚的看到孤独的全身。苏轼在相思情最强烈时遭遇到月亮最最完整与明亮的一面,而无声缓缓释放热量的月亮却单纯得一无所知。
诗人用反诘的语气发出了对月亮的质问:月亮本来是没有恨事的,为何偏要在人们离别之时显出晶盘的样子,偏要增添人们多。
作者是苏轼,古诗名称是《题西林壁》
原诗:
题西林壁
宋代:苏轼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释义:
从正面、侧面看庐山山岭连绵起伏、山峰耸立,从远处、近处、高处、低处看庐山,庐山呈现各种不同的样子。
我之所以认不清庐山真正的面目,是因为我人身处在庐山之中。
横看:从正面看。庐山总是南北走向,横看就是从东面西面看。侧:侧面。各不同:各不相同。不识:不能认识,辨别。
扩展资料
主题思想:
此诗描写庐山变化多姿的面貌,并借景说理,指出观察问题应客观全面,如果主观片面,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作者成就影响:
苏轼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
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不同于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狭小的生活场景,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
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
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
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
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李白诗李白最擅长的体裁是七言歌行和绝句。
李白的七言歌行又采用了大开大合、跳跃宕荡的结构。诗的开头常突兀如狂飙骤起,而诗的中间形象转换倏忽,往往省略过渡照应,似无迹可循,太白风采(朱惟精创作)[7]诗的结尾多在感情高潮处戛然而止。
李白的五七言绝句,更多地代表了他的诗歌清新明丽的风格。如《早发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广陵》、《静夜思》等,妙在“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
(《说诗晬语》上)李白诗歌的语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语,有的豪放,不拘声律,近于散文,但都统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之中。这和他自觉地追求自然美有关。
他继承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以恢复诗骚传统为已任,曾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孟棨《本事诗·高逸》)他崇尚“清真”,讽刺“雕虫丧天真”的丑女效颦,邯郸学步。他的诗歌语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认真学习民歌明白通俗的特点的结果,明白如话,通俗生动。
词李白是否有词的创作至今仍然未有一致的定论,但是今传为李白词的作品,若不论其真伪及是否可归入词体,约有20余首,如《秋风词》、《竹枝词》、《白鼻靬》、《结袜子》等[8] 。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在词史上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这一地位有如古代希腊神话在西方艺术中的地位,作为一种“不可企及”的规范,李白词成为人们心目中永远的偶像。李白在词体文本模式的形成,词的创作模式上均有重大贡献。
实际上,从五代《花间集》以来,所有的唐宋词选集、总集,在具体操作中,都不会忘 记李白,至少也要在序跋题记中提上一句;其他成就作为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大词人,虽然他只有很少几首著作权经常受到怀疑的词作,但却从来没有人对他表示过任何的不满或批评意见。如果评选天下第一词人,李白无疑将以全票当选“词王”。
[8] 书法《上阳台帖》为李白书自咏四言行草诗,也是其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纸本,纵28.5厘米,横38.1厘米。
草书5行,共25字。款署“太白李白《上阳台帖》”二字。
引首清高宗弘历楷书题“青莲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七字。内容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
[9] 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后纸有宋徽宗赵佶,元张晏、杜本、欧阳玄、王馀庆、危素、驺鲁,清乾隆皇帝题跋和观款。
卷前后钤有宋赵孟坚“子固”、“彜斋”、贾似道“秋壑图书”,元“张晏私印”、“欧阳玄印”以及明项元汴,清梁清标、安岐、清内府,近代张伯驹等鉴藏印。剑术李白不仅文采斐然,其剑术亦是十分高明。
他“十五好剑术”,“剑术自通达”。李白舞剑图造诣非同一般。
李白的诗,裴旻的剑术,张旭的草书合称唐朝“三绝”。虽然“三绝”中没有李白的剑术,但其剑术之高却仅位于裴旻之下,居唐朝第二。
据统计,《全唐诗》李白诗中“剑”字共出现了107次,除去作为地名的“剑阁”3次,“剑壁”1次,武器之“剑”犹有103次之多。属于剑的“铗”出现了1次、“吴钩”1次、“吴鸿”1次、“湛卢”1次、“干将”1次、“莫邪”1次、“青萍”2次、“秋莲”2次、“霜雪”2次、“匕首”3次、“龙泉”4次。
总计,“剑”共出现了118次(统计时把“吴钩霜雪明”,“空余湛卢剑”,“剑花秋莲光出匣”,“拙妻莫邪剑”,“吾家青萍剑”分别计做1次),分布在106首诗中,约占全诗总数的10%。可见,李白是多么地钟情于剑了。
道术李白赏月李白从少年时起,常去戴天山寻找道观的道士谈论道经。后来,他与一位号为东岩子的隐者隐居于岷山,潜心学习。
他们在自己居住的山林里,饲养了许多奇禽异鸟,做了动物饲养员。这些美丽而驯良的鸟儿,由于饲养惯了,定时飞来求食,好像能听懂人的语言似的,一声呼唤,便从四处飞落阶前,甚至可以在人的手里啄食谷粒,一点都不害怕。
这件事被传作奇闻,最后竟使绵州刺史亲自到山中观看鸟儿们的就食情况。这位刺史见他们能指挥鸟类的行动,认定他们有道术,便想推荐二人去参加道科的考试。
可是,二人都婉言拒绝了。当时有名的纵横家赵蕤也是李白的老师,此人于开元四年(716)就著成了《长短经》十卷。
那时李白才十五岁。赵蕤这部博考六经异同、分析天下形势、讲求兴亡治乱之道的纵横家式的著作引起了李白极大的兴趣。
他以后一心要建功立业,喜谈王霸之道,也正是受到这部书的影响。苏轼 词作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 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
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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